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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邪才有病 治病当攻邪
更新时间:2019/5/28 11:41:35 来源: 浏览次数:9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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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处:中国中医药报  
    ●有病为有邪,为偏,为气血不通。治疗的目的就是攻以祛邪,以矫偏,使血气流通。
    ●通行的中医基础理论中,多论虚、实。虚有虚邪,实有实邪,都可以导致气血不通,故虚实的分辨只是讨论人与病的状态,不能对于治疗起到直接指导作用。故讨论邪与正更有意义,有邪才有病,治病当攻邪。
    ●攻邪需要以正不虚为前提,正虚则需调整或者静候,这就是攻邪的时机问题。攻邪需要适可而止,过则得不偿失,这就是攻邪的度的问题。
    张介宾《类经》中指出:“药以治病,以毒为能。所谓毒者,因气味之偏也。”吴鞠通在《医医病书·论药不论病论》和《温病条辨·解儿难·万物各有偏胜论》中也都提到“天下无不偏之药,无不偏之病。医者原以药之偏,矫病之偏。如对症,毒药亦仙丹;不对症,谷食皆毒药。”“用药治病者,用偏以矫其偏……无好尚,无畏忌,惟病是从”。笔者临证体会,凡病皆有邪,有邪为人之偏,治疗为以药之偏矫人之偏。药有偏性强弱之分,病有偏邪微甚之异。百病皆可攻邪,区别只在使用的时机和度的不同。
    虚实不足凭
    《素问·通评虚实论》说:“邪气盛则实,精气夺则虚。”这给后世谈邪正虚实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。但其讲实的时候单从邪气角度,讲虚的时候单从正气角度,这样讲不全面。从邪、正两方面来重新看待这个问题,会出现虚实不能概括的内涵:正气弱,邪气也弱,则相持,病不能算轻;正气弱,邪气盛,则病重而无力表现于外;正气强,邪气弱,则可“勇者气行则已”(《内经·素问·经脉别论》),易治或可“不治而愈”;正气强,邪气盛,则正邪交争而症状激烈,病不能算重。这样的分辨,较之虚实更有意义,更利于指导临床。
    治病当攻邪
    人体有邪,其前提是正气的虚。只有虚,才会有外邪侵入,才会有内邪滋生,这可能就是《内经》“虚邪”的含义所在。可以说虚是病的前提,而不是病本身。到病已形成时,其要还在于邪。因此许叔微在《内经》“邪之所凑其气必虚”之后,补充了一句“留而不去其病为实”。
    治疗时不仅要审病求因,更要治病求本。病之本即为“邪“。不仅在“正气强,邪气盛”和“正气强,邪气弱”的时候要攻邪。即使在“正气弱,邪气盛”和“正气弱,邪气弱”,也要把攻邪时刻记心头。
    正气不足的时候,不能蛮攻,需要讲究策略,先辅助正气,但是这些都只是在为攻邪创造条件。一旦条件允许,攻邪势在必行。《素问·阴阳应象大论》云:“其盛,可待衰而已。”也是在讲攻邪的时机问题,邪气猖盛之时,不要勉强施治,以防邪不除而反毁伤正气;待邪势较衰,正气有所复,攻邪才可获得满意疗效。易水学派之“真气实,胃气强,积自消”当是“待衰”的一种特例。 
    《医旨绪余》认为“人之受病,如寇入国”。在人体正气允许的情况下,应尽快“强攻夺势,截断传变”,以最小的伤正为代价除邪气。在正气不允许的时候,可以战略防守,养精蓄锐,等待时机,但攻邪之志须臾不可忘。
    关于攻与补
    以攻邪著称的医学大家张从正有一个著名的论点——“治病当论药攻,养生当论食补。”这便将攻邪论置于对于攻、补的准确定位基础之上,于是可立于不败。
    张从正并非不知补,不用补。而是在强调不需要补的时候一定不可补,强调医者在面对“病”的时候,一定要以“攻邪”为己任;而对于“病”的载体“人”,却要以“补”为主。笔者根据后世用食物也可攻邪(如倒仓法),和子和自身也用补药的实践,将上述论点扩充为“治病当论攻,养生当论补”。攻补是针对邪正提出来的治则,较之针对虚实提出来的补虚泻实,语意更准确,更具有指导治疗的普遍意义。
    张从正论补颇具特色:首先他认为攻邪适可而止即为补,这是符合《素问·五常政大论》“大毒治病,十去其六;常毒治病,十去其七;小毒治病,十去其八;无毒治病,十去其九”之宗旨的。其次,他明确提出“药攻“与“食补”适用范围不同。药物之功在治病,各种药物无不具有一定的毒性,久服之后,虽细微之毒亦能在体内蓄积而成“药邪”,进而损伤人体的正气。“凡药皆毒也,非止大毒、小毒谓之毒。虽甘草、人参,不可不谓之毒,久服必有偏胜,气增而久,夭之由也”。所以“凡精血不足,当补之以食,大忌有毒之药”。主张“病蠲之后,莫若以五谷养之,五果助之,五畜益之,五菜充之”。
    这里要特别强调的一点是,张氏在大力提倡攻邪的同时,也理性地指出“‘岂有虚者不可补之理”,“予未尝以此法(攻)遂弃众法,各相其病之所宜而用之”,他只是反对滥用补药。当时庸医温补成风,为力矫时弊,故其用补十分谨慎,认为“惟脉脱下虚,无邪无积之人始可议补”。《儒门事亲》中也记载了许多用补药的病证,如治《内经》所说的“脉细、皮寒、气少、泄痢前后、饮食不入”的“五虚证”,明确指出“一补足矣”;“若十二经脉败甚……止宜调养,温以和之”;“雀目,不能夜视及内瘴”是肝血虚少,“止宜补肝养肾”;治饮用“黄芪、茯苓”“补下渗湿”以“收后”等。在具体方药上,治肾阳不足,“虚损无力,补之以无比山药丸”。治肾阴虚亏用“加减八味丸、当归饮子”。他补虚常用“药之气味厚者,直趋于下而气力不衰也”,重视厚味填补下元;“补虚损”用天真丸,以胎衣之类血肉之品填补真阴;“乌髭驻颜,明目延年”用不老丹,以何首乌为主补养精血。
    看来子和强调攻邪只为纠偏。在当今时代,医者、病者都以攻邪为畏途,喜补之风造就了很多需“攻邪”者,故重读子和攻邪论,提倡子和攻邪法是很有必要的。
    《黄帝内经·素问·调经论》云:“人之所有者,血与气耳”。据此,张子和提出攻邪论,推崇君子“贵流不贵滞”,主张人“以血气流通为贵”。笔者据子和之论提出:有病为有邪,为偏,为气血不通。治疗的目的就是攻以祛邪,以矫偏,使“血气流通”。通行的中医基础理论中,多论虚、实。虚有虚邪,实有实邪,都可以导致气血不通,故虚实的分辨只是讨论人与病的状态,不能对于治疗起到直接指导作用。故讨论邪与正更有意义,有邪才有病,治病当攻邪。攻邪需要以正不虚为前提,正虚则需调整或者静候,这就是攻邪的时机问题。攻邪需要适可而止,过则得不偿失,这就是攻邪的度的问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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